偶发性前列腺癌(incidental carcinoma of the prostate gland, ICPG)是指术前诊断良性前列腺增生症(benign prostatic hyperplasia, BPH)，而行前列腺摘除术或经尿道前列腺电切术后，在切除的标本中，经病理学诊断为前列腺癌的疾病。
ICPG约占临床诊断前列腺癌的25%，欧美国家发病率达10%-20%，国内约4.9%。有关前列腺癌与前列腺增生的关系，顾方六认为两者可能无关联。本组发现ICPG的发生率为4.4%(23/527)，与国内文献报告(4.9%)相仿。
根据Whitmorce分期，所有的ICPG均属A期，Jewett[4]发现A期前列腺癌中有的处于静止潜伏状态，多数不出现临床特殊病症，而有的则具有低级的生物学潜能，容易局部复发，甚至出现转移症状,所以建议A期肿瘤进行亚分期，其中A1期肿瘤体积小，分级低，临床呈良性表现;A2期肿瘤体积大，分级高，临床进展快。
ICPG与一般临床发现的前列腺癌不同。常规用于诊断前列腺癌的方法如直肠指检、PSA测定、经直肠B超或其他影像学检查，甚至前列腺穿刺活检等均难以提供诊断ICPG的线索或依据，而只有在组织学上才能对其辨别。本组23例患者术前均采用直肠指诊、PSA测定、腹部B超及膀胱镜检查，且对4例PSA增高患者行前列腺6点穿刺活检，均未能诊断出前列腺癌。因此ICPG主要依据病理组织学的发现，常规的病理组织学诊断有可能出现漏诊，而采取连续切片方法可提高ICPG的诊断率。Murphy发现采样重量与ICPG的诊断率相关联;Newman则将TURP的全部组织片进行组织学检查,结果ICPG诊断率有明显的提高;而国内董国勤等将较小的前列腺(<10g)和TURP组织片做全部标本组织学检查，可以提高ICPG的检测率和诊断率。我院病理科采用常规的病理组织学诊断，本组发现ICPG发生率为4.4%，略低于国内文献报告的4.9%。
目前对ICPG的治疗方法仍有争议，一般认为，ICPG多数起源于移行带，即发生前列腺增生的部位，行前列腺摘除术或经尿道前列腺电切术，均可切除增生的前列腺组织，也切除了病灶。因此，除了低分化和大体积腺癌，即根据国际抗癌联盟TNM分期T1b期或根据JewettWhitmorceProut系统分期A2期癌有复发或转移外，一般预后良好，发展为临床癌或转移的机会不多。另外，近一半患者发现前列腺癌后，在因前列腺癌死亡前就已死于其他原因，因此多数学者主张根据JewettWhitmorceProut系统分期A1期前列腺癌不需要过于积极的治疗，应等待观察、密切随访，发现复发或转移时再相应处理。周志耀等总结30年前列腺癌的治疗，认为根据JewettWhitmorceProut系统分期A2期与根据JewettWhitmorceProut系统分期B1期前列腺癌是根治性前列腺癌手术的最佳适应证，术后5年生存率83.3%。因此，对于年龄较轻(<65岁)、全身情况较好及预期寿命>10年者，应首选前列腺癌根治术。至于以前提倡的乙烯雌酚(DEC)类的雌激素，非但没有确切的资料能证实对肿瘤有明显抑制作用，反而增加了患者心血管的并发症。放疗适用于年龄较大或根治术有危险、预期寿命<10年者。一般认为，放疗对ICPG的效果还不能十分肯定，我们认为在有局部复发时，可以用放疗作为进一步治疗的手段。内分泌治疗包括去势术(双侧睾丸切除术)、雌激素治疗、促黄体释放激素增效剂(LHRHA)治疗及雄激素治疗等,其对雄激素依赖性肿瘤细胞疗效肯定，临床上的难点是雄激素依赖性肿瘤细胞和雄激素非依赖性肿瘤细胞的区分。本组A1期均行双侧睾丸切除术+氟他胺口服治疗或全雄激素阻断治疗，5年生存率超过65%;A2期中根治性前列腺癌手术者除1例于术后20个月死于脑血管疾病外，其余3例均无瘤存活，对于因不适合根治性前列腺癌手术者，也行双侧睾丸切除术+氟他胺口服治疗，相对效果较差。钐153乙二胺四甲撑膦酸(153SM-EDTMP)治疗仅用于对骨转移时缓解症状的手段。
PSA在诊断前列腺癌时有较高的敏感性，但无特异性。PSA可作为对前列腺癌治疗效果的监测指标。特别是术后6个月内的随访最为重要，如PSA迅速大幅度上升，揭示预后差。而放射性核素可以发现早期骨转移的征象。ICPG的预后一般均较好。血PSA、经直肠B超引导的腺体活检和TURP在ICPG患者的随访中最有临床价值。邓宏伟等认为，肛门指检在前列腺癌的诊断中有重要价值，但肛门指检存有主观性，与检查者的主观经验有关，病理检查结果常发现肛门指检有分期过高或过低的情况，而我们认为肛门指检对ICPG的诊断相对价值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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